在互联网娱乐盛行的当下,明星形象似乎难以承受过度的曝光和消费。
他们或是在真人秀节目中卖萌逗乐,或是在社交网络上发表个性言论,或是在直播中与粉丝互动……
当观众逐渐适应了这样的“角色设定”,演员们是否还能在严肃的角色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在这个新媒体文娱时代,明星的形象塑造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不仅活跃在传统舞台和影视作品中,还通过真人秀、社交网络等新兴渠道,不断刷新着公众对他们的认知。然而,当明星逐渐从作品中脱离出来,这种现象对明星本人、作品以及整个演艺生态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期百家圆桌论坛,以国产电影《空天猎》为例,深入探讨了这一话题。
一一一编者
■ 对话嘉宾:
厉震林
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佳山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许云泽
文艺评论人、编剧
采 访:钱好
本报记者
记者:由李晨、范冰冰主演的电影《空天猎》虽然与《战狼2》题材相近,但票房和口碑却远未达到预期,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许云泽:《战狼2》打破票房纪录后,观众对《空天猎》抱有很高的期待。李晨选择执导这样一部类型片,除了个人兴趣,更多是想挖掘电影类型层面的潜力。然而,他并未找到触动观众共鸣、引发观影狂潮的秘诀。观众带着爱国情怀进入影院,却在解救同胞的空战戏到来之前,被尴尬的表演和不接地气的台词所冲击,这种预期与现实的落差是口碑崩盘的重要原因。
与此同时,《空天猎》的失败也提醒我们,艺人流量与现实票房数据的转化难题依然存在。李晨在热门综艺中积累了足够的流量和资源,求婚范冰冰成功这一“大新闻”更是为他带来了极高的热度。然而,电影的表现却与热度大相径庭,口碑和上座率双双下降,最终导致票房下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羞羞的铁拳》凭借强势口碑逆袭成为话题之王。这表明,口碑和热度虽然重要,但最终决定电影命运的还是口碑。
孙佳山:《空天猎》的失败,主要受到李晨、范冰冰“人设”变动的影响。他们在真人秀节目中过度透支了自己的“人设”,导致在《空天猎》中的角色难以令人信服,这不仅影响了票房,也对主旋律电影的生产和传播产生了负面影响。
记者:两位高人气演员的参演为何反而拖了影片的后腿?在互联网时代,明星的形象发生了怎样的转变?
厉震林:在传统表演文化中,明星的生命源于舞台。舞台维系着明星的身份,也承载着观众的情感。演员从舞台进入角色,从真实转为虚幻,这是舞台的魅力。而这种魅力的产生需要演员平日里的努力和准备。最初,观众对明星的认知是通过角色,因此,观众看到的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形象,是演员塑造的角色。
然而,随着明星的走红,媒体和观众对明星的关注逐渐从台上转移到台下。新兴媒体和社交网络的兴起,使明星的神秘感逐渐消失。明星在微博等社交平台上与粉丝互动、分享生活,塑造亲近感,以此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按照传统的表演文化认知,明星的生活琐碎都是观众看不到的“后台”,甚至不允许观众看到。近几年,电影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电影明星“真人秀”的兴起。“真人秀”节目不仅将明星的“后台”状态展示给观众,还夸张地放大了这种状态。可以说,观众通过“真人秀”看到了更生活化的明星。
孙佳山:明星“人设”的出现是粉丝文化的产物,尤其是经过移动互联网的媒介杠杆效应的撬动,其背后的海量粉丝的文化娱乐需求被最大程度地释放。与这种偶像意义上的明星“人设”直接对应的是传统明星的“角色”,两者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剧烈的时代性变迁。因为传统明星的个人形象,基本上被限定在他们所出演的影视作品的“角色”中,在相当程度上,传统明星的个人形象只是其“角色”的附属品。而“人设”在某种意义上颠倒了传统明星的“角色”与个人形象之间的上下位关系,经过移动互联网的新媒体浪潮的放大,“人设”已经高度日常化,明星的个人形象建构和塑造,已经逐渐超脱出传统明星意义上的“角色”的限制,呈现出非常大的独立性,也打破了传统的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界限。
当然,这种“独立性”受惠于移动互联网的新媒体红利。因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剧烈媒介迭代,当代明星的舞台已经由传统的电影、电视剧拓展到了电视综艺、网络综艺、网络剧、网络大电影,甚至网络游戏、网络动漫等众多文娱门类当中,有了极大的进退、伸缩的余地,这也是“人设”能够从“角色”中挣脱出来的最根本原因。今天的粉丝可以直接与明星通过移动互联网时代的社交媒体实时互动,甚至直接参与到当代明星形象的建构和塑造的具体过程和细节中。
记者:当真人秀综艺、网络社交平台成为明星的重要舞台,这样的改变会给文化娱乐生态造成怎样的影响?
厉震林:毫无疑问,明星的“真人秀”现象以及泛真人秀现象,给表演文化生态带来了或显或隐的“微妙”影响。明星的“真人秀”,既秀“审美”,更秀“审丑”“审怪”。它不同于明星在电影和电视剧中的“审丑”“审怪”角色塑造,由于“真人秀”是“半真人”、“半角色”表演,“审丑”“审怪”也就与电影明星真人的智商和情商甚至人格状态关联,不同程度上也就容易“修正”或者“撬动”观众对于明星的情感以及形象认知,从而扩散到以后观影选择的态度。因此,电影明星在“真人秀”获取巨大利益的同时,也存在形象“损亏”的风险。
比如,观众喜爱黄渤电影中的角色多是幽默搞笑的形象,可是在《极限挑战》节目中,为了达到更戏剧化的节目效果,节目组希望黄渤的“秀”更加突出一些,所以,观众看到黄渤在某一期完成节目组交代的快递任务时“摔箱子”“骂脏话”。这虽然达到了节目组预期的效果,吸引观众眼球,引发网友热议,但是,这一行为却对黄渤的明星形象带来损害。在另一档综艺节目《一年级·大学季》,佟大为遭遇了同样的尴尬,为了节目的高收视率损害了自己多年苦心经营的明星形象。究其原因,首先,明星人格“商品化”是明星作为“消费的偶像”的必然,“真人秀”节目的最大卖点就是“真人”,而“真人”的看点是人性和人格。其次,“真人秀”这种节目形态给观众带来的是“去角色”观看,即观众观看的就是黄渤本人、佟大为本人,观看的是明星本人的喜怒哀乐,然而,真人秀节目的狡猾之处就在于以角色扮演骗取“去角色”观看。
许多明星的“真人秀”节目都是日播栏目,“轰炸”似地与观众见面,“知名度”“洋溢”或者“飙升”到老幼皆知,但是,“曝光度”过高也会产生“逆反”心理,产生了“太熟”而无新鲜感的“溢出”效应,也会波及到观众对于明星以后影视作品的无吸引力或者无趣味性,审美缺乏距离,演员形象“透支”的问题或早或晚会出现。青年演员过多涉猎“闹猛”的电视“真人秀”节目,在心态上容易“飘浮”起来,而影响到“心静”地进入影视角色的咀嚼、体悟和创造,从而牵涉到表演的整体品质,甚至导致流于表层的喜剧风格的表演泛滥。
孙佳山:今年以来,从歌手薛之谦的婚姻丑闻,鹿晗、关晓彤谈恋爱事件,以及《空天猎》票房不佳,都可以清晰地看到明星形象、舞台发生改变所带来的影响。歌手薛之谦除了唱歌之外,受到社会一定程度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其参与了几档颇受欢迎的真人秀综艺节目,再加上微博等社交平台上长期的形象塑造,使得其在并没有太过成功的歌曲和影视作品的情况下,依然拥有了较好的“人设”形象。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一旦其实际生活与“人设”所呈现出现的形象相悖,自然就陷入到了新媒体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鹿晗这些典型的偶像意义上的粉丝明星,有着不同于传统高高在上的明星与追星族的被仰视仰视关系,他们与其粉丝之间有着更为平等的互动关系;或者说,粉丝是建构和塑造他们形象的根本力量,这就是成千上万的粉丝在听闻鹿晗、关晓彤谈恋爱消息之后拍案而起的原因所在———这在既往的任何认识结构中都得不到合理的阐释。千万不要小瞧这些海量粉丝的巨大能量,在这个年代能够让微博这种巨无霸互联网公司服务器宕机的事件其实屈指可数,其效果甚至可以媲美一场黑客攻击。
今天,从“角色”到“人设”,变迁中的影像伦理并不仅仅是一个电影、电视,或者文化娱乐工业的内部问题,这也是我们观察今天社会发展趋向的一个有力切口。